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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部分工兵也要随船前往,刘钰要“为便于日本国百姓行船”,在下关和濑户内海的一些地方,建造几座灯塔。
同时还要在下关驻守一部分士兵“看守灯塔”。
在等待期间,刘钰又做东,请了海商头目和昭仁一起吃了个饭,卖了两艘大船给昭仁,以方便朝贡的时候跟上舰队。
他倒是大方,两艘实价一共六万两的大商船,卖了十万两,自己拿了四万的中介费,自掏了一千两腰包,雇佣了一批海商那边的水手,替昭仁等人朝贡的时候控船。
昭仁虽然没钱,但想着这些钱,幕府总是会出的。想着刘钰真的要释放他,让他主动前往,这也算是全了他的颜面,这十万两也花的很开心。
…………
草拟的条约送回京都二条城时,德川吉宗只留下了松平辉贞派回的心腹,询问了细节之后,展开了松平辉贞记录的详细谈判过程和内容。
包括私下里和刘钰谈的朝贡问题,以及当日关白一条兼香所说的“中华乱则日本亡”的警告。
看过条约的内容,德川吉宗心中并没有太大的波澜。
从刘钰乘船到江户宣战、再到现在战事真正结束,德川吉宗已经经历了太多,已然是有些……麻木。
京都被突袭、昭仁被抓走的时候,他连最坏的打算都已经预料过了。
心里预先演练了一番种种最坏的可能后,现在的这样一份条约,实在是不能掀起太多他心中太多的波澜。
想着刘钰当年去江户时候说的那番话,德川吉宗苦叹一声,喃喃道:“苦恨年年压金线,为他人作嫁衣裳”。
直到此刻,他才咀嚼出了这首唐诗里的三分滋味。
轰轰烈烈的币制改革,好容易稳定了物价、增加了幕府的财政收入,库房里的那点金银,闹了半天全是为刘钰准备的。
仁慈满天下的甘薯种植,让百姓在五公五民的赋税规模下,总不至于饿死,亦或全日本大规模的一揆。闹了半天,不过是为了刘钰讹钱的时候,保持日本的稳定,不至于闹出大乱子,以至于盘剥的不够狠赔不上钱。
这些都已经是无法更改的东西,德川吉宗要为将来考虑考虑。
原本为了稳定,也为了纪州藩德川氏能一直赖在征夷大将军的位子上,他是宁可按照嫡长制度传位给自己三十岁还尿裤子的长子德川家重;把剩余的两个儿子都封了地,想要效仿原来的御三家,让继承权都在自己家里的人打转,不要传到外面去。
他这个征夷大将军之位,本就是捡来的,他也是御三家出身的。
上了车的,肯定想把车门关上。他从御三家爬上来之后,自然想着就把御三家的继承权废掉,自己搞出来一个自己本枝的圈子继承。
大儿子继承,俩小儿子们在江户辅佐,效仿御三家的模式,搞个御二卿。就算将来大儿子这一支绝嗣了,还有俩小儿子能继承,也不用非得去御三家里找外人。
之前一直都在琢磨这个,想方设法地搞掉了最有威胁的尾张藩德川氏的德川宗春——两人的争端,既是继承权之争,也是日本将来的路该怎么走之争。
德川吉宗认为,财政越来越困难,那是因为武士们奢侈的生活导致的。下令所有武士都要节俭。
德川宗春则认为,社会的财富都要先经过武士的手,武士不花钱,那财富就无法流通,财富无法流通,社会就没有活力,富裕的武士、尤其是不劳而获食俸禄的武士,就该使劲儿花钱,才能以消费带动社会财富的流转。
德川吉宗认为,强调忠君和等级制度的朱子学,才应该是正统。
德川宗春,则颇受荻生徂徕影响,认为宋儒纯粹是用后世的语言去理解古人的学问,胡乱解释,根本就违背了圣人之学。应该舍弃宋儒、砸碎程朱,复古先秦之大义。
德川吉宗认为,现有制度还能凑合,只要修修补补就行。
德川宗春则认为,现有制度完犊子了,应该把下级武士从城下町,全都扔到乡下封地去当地主。借复古之名,提升城下町众人和商人的地位,才能解决现在出现的种种问题。
日本此时面临的困境,其实和大顺也差不多。
一方面,宋儒那一套已经无法指导现在的经济生活了。
另一方面一群人觉得往前走走不通,那就往后退嘛。
还有一些人则是别有用心,带着复古往后退的旗号,搞的却是崭新的变革。
总归,就是没有一个人提出一个往前走、且能走得通的、儒学范畴内的理论基础。
现在大顺征伐之后,局势已经和之前完全不同了,德川吉宗已经彻底扳倒了尾张德川氏,剪除了御三家暂时的威胁。
他就必须要考虑一下,自己那个三十岁还尿床、话都说不明白的大儿子,是否担得起今后的重任?
日本的未来,又该怎么走?
是继续延续朱子学、搞节俭运动、压制商人、重视尊卑礼法?
还是制度复古,托古改制,唯才是举,将低级武士扔到乡下,从城下町中选拔人才主政、允许商人组建株仲间商业行会?
大儿子肯定是不行了,二儿子德川宗武能否有什么路线想法?
或许,这一次前往大顺朝贡,应该让二儿子前往,顺便去看看大顺的情况,学习一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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