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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期嘛,最好还是借着对日贸易公司打下的信誉基础,讲点诚信。账目尽可能弄清楚,该分红分红,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
既说荷兰东印度公司那么多大股东,最终还是一个十七人的董事会负责一切,大顺这边也可以用类似的手段。
至少,用于前期过度。
大股东只有一些知情权,却没有决策权,决策权还是在朝廷手里。
关于这一点,还是有一定的可能的,靠的就是刘钰这些年的信誉,或者说刘钰所代表的皇家在海商群体中树立起来的信誉。
信誉这东西,很脆弱,很容易碎。
不过暂时来看,这信誉还能凑合用。
加上这些年在如威海、松江等地培养出的参股商业氛围,用来短期过渡是绝无问题的。
而且,只要信誉还没丢,其实大多数人就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小股东差不多:只要能按时分红,谁管到底应该是十七人绅士团,还是七八十人的大董事会?谁管到底该一年公开一次账目,还是十年公开一次账目?
很多东西,是斗争得来的。而斗争的前提,肯定是出过事。
否则若是VOC保证每年百分之二十的分红率,只要能保证,再过一百年,也没人真的去质问董事会为什么就十七个人。
日后待过渡期过了,就可以学习一下19世纪开始英国对东印度公司的控制方式。
将经济活动与政治活动分开,参股者大股东只负责经济活动。
当然,前提是路都已经铺好了,该处理的问题基本处理完了,只要按部就班搞一些纯粹商业活动的方向上。比如建个货栈、比如在某地种咖啡、造几艘商船、今年的货该装什么之类的。
而朝廷任命的总管,主管政治、军事、外交等活动。
但南洋以及对欧洲的贸易,又绝对不是单纯的经济活动,其中的主流还是战争、外交、和统治。
其实也就是朝廷借用民间资本的力量,均摊统治南洋的费用,不动用国库的钱。而同时,也能让民间资本跟着一起吃点肉、喝点汤。
能让皇帝少吃点肉、漏出点汤的真正理由,其实还是刘钰报了个大致的账目,认为皇帝的内帑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。
尤其是现在是一夜之间全面取代了荷兰在东南亚的统治,要全面接盘,方方面面都要花钱,绝对不是皇帝内帑拿得起的。
这不是当年荷兰人才来南洋的时候,从零开始,一点点开拓。靠着最开始的几百万股本,逐渐成为一个上亿规模的大公司。
而是一下子全面接手了一个上亿规模的大公司,维系运转的资金流水,和从零开始开拓的那点钱,根本没法比。
至于国库的钱,刘钰也说到了皇帝内心的触点。
下南洋固然是为了赚钱,但朝廷或者说皇帝赚钱,除了个人享受之外,总还有别的用处。
钱得花出去,否则守着一堆钱有什么用?
站在皇室和朝廷的一贯利益上去考虑,可以说,长远来看,下南洋是为了缓解土地矛盾,维系小农经济的传统。
短期来看,朝廷还有另一件大事要做。而这件大事,也是需要很多钱的,并且这些钱,民间资本绝对没有任何兴趣出,只能是朝廷来出。
那就是……废漕改海、整治黄淮。
从单纯的军事角度看,下南洋,是废漕改海的基础。
否则,西洋战舰在明末就能攻澳门、劫舟山。
这种情况下贸然改海运,皇帝那得是生怕自己的漕米断不掉、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压得住。
现在这个军事基础已经有了,之前江苏省的漕米试走海运也大获成功。黄淮地区作为南北连接、天朝腹地,年年为了保运河出现的水患,都已经快让那里成为火药桶了。
若能根治,这当然是一件功在千秋的好事。若能治好,在皇帝看来,给大顺多续个几十年的命,是绝无问题的。
废漕改海,当然得花钱。
而且,这钱,民间资本绝对不可能出一分。
最多也就是朝廷希望捐献,全国能捐个几万两十几万两就算顶天了,相对于这么宏大的一项工程,简直是杯水车薪。
这种情况下,也算是掐住了皇帝的命门,不得不在南洋贸易上向民间资本让步。
短期来看,朝廷即将用大钱,不能把家底子都扔在南洋,而且也扔不起。
长期来看,万一将来钱不够,松江外围的野战驻军是干什么的?直接开入,没入官营,也能让朝廷有钱用。
至于说南洋贸易的一些军事行动,刘钰的意思,便是让民间资本募股之后的钱,来“雇佣”朝廷的军队来干,以此确保南洋贸易公司手里没有舰队和军队。
这雇佣,当然不是私下里雇佣。
而是给朝廷钱,出军费,由朝廷派将领去帮着或是占领、或是打开国门、或是强迫贸易、或是割让土地等。
将来分红的时候,这些都算作成本,剔除即可。
包括南洋的驻军、官吏的开销,都要算作成本。这也很合理。
前期过渡很麻烦,既要与荷兰谈判,又要全面接管南洋一大堆的烂摊子。朝廷这边强势介入,抓的狠一点,也可以稳定地渡过前期这段混乱时间。
奏折上,刘钰倒是很坦然地毛遂自荐,希望由自己主持,渡过这个过渡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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