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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今康不怠主动提出这茬,安东尼也正好借坡下驴,遂道:“侯爵大人的能力,哪怕是从商业的角度上讲,也是绝对值得肯定的。我个人也是佩服的,即便是之前作为交战国。”
“当然,尼德兰的商人们,尤其是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们,也是既敬佩、又恐惧的。您当然知道,敌人的恐惧,是对这个人最大的赞誉。可喜的是,我们化敌为友了。”
“欧洲的情况,也确实如您所说,德国人在法国当元帅、德国人在英国当国王、甚至荷兰人也能去英国当国王。我们并不质疑一个外国人的领导。”
“然而,侯爵大人的诸多所作所为,让我们不得不怀疑,他是一个严重的爱国者。”
“一个严重的爱国者,是否会在中荷贸易合作中,完全公允地站在中荷两国的共同利益上?”
康不怠笑道:“中荷既然已经开始了合作,化敌为友、止干戈为玉帛。那么,在东南亚问题和印度问题解决之后,荷兰的利益,就是大顺的利益。”
“这样的话,一个爱国者,不是正好有利于中荷之间的合作吗?”
他着重点出了“东南亚和印度问题解决之后”这一点,这个道理就说得通了。
荷兰东印度公司占着南洋一天,中荷关系就是潜在敌人;荷兰放弃东南亚和印度,荷兰就可以和大顺做朋友。
这个逻辑说得通,那么一个大顺的爱国者来监管中荷贸易,自然可以说有利于荷兰的利益。
安东尼闻言,心想那可未必。
大顺的名声还好,对盟国那是相当的讲究,无可指摘,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对中法之间的关系都表示出了某种程度的羡慕。
但刘钰个人的名声,至少于荷兰这群政坛老手而言,比隔壁普鲁士的那位强点有限。
战略欺骗,尤其是针对荷兰的战略欺骗,搞得次数有点多。
而且还会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达到目的,尤其是很难猜出来他的真正目的。等着真正目的看清楚、看明白的时候,却已经无法挽回了。
就如巴达维亚的糖厂事件,现在回望,方能看懂当初的奴工起义到底是为了什么。不是为了搞乱巴达维亚,因为在大顺那边看来巴达维亚打起来简直不堪一击,而是为了迫使东印度公司不得不接受迁民计划,使得大顺没花一分钱,在几万里之外的锡兰有了数万人口。
当初整个荷兰都怀疑,巴达维亚奴工起义,是英国人在背后当搅屎棍。
配合上僧伽罗英国教官事件、特拉凡哥尔英军教官反击荷兰舰队事件、以及之前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漳州打压荷兰商人事件,让荷兰没有丝毫的怀疑,就把这个大黑锅扣在了英国头上。
当初整个荷兰都认为,大顺即将和俄国开战,刘钰即将节度西域,以配合瑞典,东南亚可高枕无忧矣。结果顺俄之间根本没打起来,反手大顺就倾全力下南洋了。
这么久之后,才能透过那些迷雾,看清楚真正的目的。
现在只嘴上说说,到时候一定能保证荷兰的利益,哪怕前期看着好像荷兰确实得利了,但谁知道十年后、几十年后,会不会发现又是一场阴谋?
这种事,难以预想。
安东尼便直接抓住了问题的根本,询问道:“先生作为侯爵大人的私人顾问,并且说中荷合作之后,荷兰的利益就是贵国的利益。那么,请问,您认为,荷兰的利益在哪呢?”
康不怠还真没想过印度的事,这倒不是说他不知道印度的利益,而是因为信息差的缘故,他一早就知道,西洋贸易公司,不管印度的事,只管西洋的事。
印度的事,皇帝也不准备让西洋贸易公司,或者说中荷贸易公司去管。
而且他也和刘钰讨论过印度问题。
两人的结论基本是一致的,大顺的特殊国情,使得贸易公司不可能拥有英荷模式下独立的外交权、司法权、开战权、军队、政府、税收等等。
打不打印度,中荷贸易公司即说的不算。
而且皇帝也绝对不会允许一个既有钱、又有军队、又有一片自古富庶的天竺土地的庞然大物存在。
大顺自有国情在此,国内都没有实封的公爵,能让一个公司手底下占有几比中原的印度、手里二三十万军队、几十条战舰?
所以,印度对大顺是有利的,而且非常有利,但攻伐印度、夺取印度的步骤,因着大顺的特殊国情,就不得不和英荷法等国完全不一样。
第一步,以印度的人头税、土地税,蛊惑皇帝。
第二步,发展对西洋的贸易,使得棉布等有广阔的市场;伴随着工商业的发展,印度的大米等,成为大顺沿海城市和南洋的重要需求。
第三步,工商业带来了巨大的利润,即便皇帝死了,人亡了,工商业带来的巨额赋税、容纳的大量的失地人口,都倒逼朝廷不敢轻易反动退步。
第四步,工商业发展急需的棉花、大米,迫使朝廷不得不控制印度。人亡,政不息。
而要把这四步做完,其中最最最重要的一环,恰恰就是欧洲市场。
欧洲市场打开,才能使得大顺的工商业,在不伤及小民之利的情况下,被呵护着成长起来。
现在大顺的萌芽们,无力解决大顺的小农破产问题——既做不到法革那样的全国土改,也做不到以沿海几个工商业城市镇压全国性的农民起义。
做到前者,比登天还难。
做到后者,意味着要和传统文化、儒家仁义、王朝根基、做过英雄的统治阶级搞全面对抗。
小农破产,为了维护广大农民的利益,把工商业掐死,以大顺的意识形态,怎么都不算错吧?
而就现在萌芽阶层的那点力量,真有本事镇压全国范围的、而且肯定还有大量读书人以“匡扶正道”为心念而参加的大起义?
不说别的,就一个松江府的粮价问题,都搞出了诸多矛盾,这才哪到哪儿呢?
是以,大顺的工商业想要发展起来,必须以一种非常非常畸形的方式:避开国内问题,以国外市场为驱动力,悄悄成长。
这就是大顺的特殊国情。
内部市场,内部需求,小农经济为主导,大顺皇族很清楚自己江山的根基是啥。
若必须做取舍,皇族或许会有分化、歧路,但做皇帝的那个一定是支持小农和。既是做皇帝就支持小农经济,也是不支持小农经济的那个皇子肯定是被剿灭的“逆贼”。
而要萌芽们能发展到足以对抗旧势力的力量,恰恰需要一个巨大的、巨大到让整个世界都被影响的市场。
因为大顺的人口多、集权强、皇族既是保天下驱鞑虏的英豪后裔又是当年均田免粮的英豪后裔,稳定的一批,号召力可不是满清那群人在末年的号召力。
恶龙好杀。屠龙英雄不好杀。
不说真要到反抗地步时候的朝廷能掌握的人力财力物力,就是现在朝廷平时的常备力量,二十万正规的线列兵、五十万可招募复原的人员、十几万良家子、几十万边境纳血税的对抗萌芽们最凶狠的永业田自耕农府兵……这份清单就在这摆着,需要工商业发展到什么程度,才能武装夺权?
这是个可以量化计算的东西。
需要工商业的总资本力量,能够达到几十亿规模以上;需要在工厂里做工的工人,至少有个百八十万正式的工人。
英国资产阶级能操控议会的前提,是在20年泡沫爆炸之前,股份制公司和各种公司的股本,大约是3亿五千万英镑,折合库平银十亿两。
英国什么人口?封建余孽什么力量?每年被迫前往城市的农民有几个?
大顺的体量,按照英国20年泡沫之前的三亿五千万英镑的股本规模,做个等比数列,有能控制全国的力量,这得需要新兴阶级有多大的力量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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