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四一章 南洋印度贸易区（下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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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大顺虽然不是佛教国家，但当地华人至少见佛也拜，反正多拜拜没坏处。至少不像葡萄牙人一样，砸佛寺。

葡萄牙人和荷兰人不只是基督教这种一神教，更是破坏了锡兰原有的灌溉系统、水利工程。

其破坏程度，基本上等同于宋朝黄河南迁，导致两淮从《禹贡》中的上上田，混成了现在这种帝国之癌的程度。

荷兰人眼里的锡兰，就是肉桂和宝石。

大顺眼里的锡兰，如果以马六甲做山海关，则锡兰就是沈阳。

进可攻、退可守，没了沈阳，山海关也是早晚的，这一点对有前朝教训的大顺而言，还是看的非常通透的。

是以大顺就不可能只盯着锡兰的肉桂和宝石，毕竟肉桂和宝石虽然值钱，但大顺皇帝是天朝皇帝：问他更喜欢商业利润？还是更喜欢去印度收土地税？

肯定还是土地税让皇帝更喜欢，这是一种惯性。

一个和黄河、长江、淮河搏斗了几千年的民族，来到锡兰这种需要和季风引起的水患搏斗的国度，当真是如鱼得水。

此时没有国家比大顺更懂治水，更懂什么叫灌溉农业，什么叫水利工程、什么叫小农经济的水稻农业。

如果把锡兰做明末时候的沈阳，对天朝而言，这种边境前出基地最熟悉的操作是什么？

自然是屯垦。

修水利、复灌溉、分小农、积累粮食，几乎是一气呵成、毫无滞涩。

让大顺的科举官员去管如安汶、班达之类的“经济完全殖民地化、已然融入世界市场”的地方，他们还真未必管的明白。

他们确实管不明白，因为那些地方根本就不是小农经济，经济完全围绕着“卖香料、买粮食”的纯粹商品交易进行。

但锡兰就大为不同。

就算是大顺的科举官员，来锡兰当官，也一样可以玩得转。

因为要干的，就是大顺地方官的日常：治水、发劳役修河、组织劳力、征税、修水利。

而当地的百姓，也和班达、安汶、爪哇等地的百姓不一样。

这里的百姓对治水、发劳役修水利之类的事，也习以为常，认为理所当然，这是几千年的习惯。

说的难听点，就大顺官员的平均水平，既管不明白更先进一点的商业资本主义体系、也管不明白更落后的村社不解体经济。

既头疼于类似于苏州府那样的织工齐行叫歇的未来，也头疼于土司贵族在本地拥有奴隶和绝对权力的过去。

但对管灌溉农业水利支撑的小农经济体系，有特别的心得。

官员对锡兰的百姓和旧制度，也有种莫名的熟悉感。

锡兰的最高种姓叫“高维加摩”，理论上这是最高种姓，包括王族之都是这个种姓的，而这个种姓的最大特权，是种地，而且占人口的六七成以上。

剩下的，打渔的卡拉瓦种姓，只能打渔，不能种地，世代不易；搓肉桂的萨拉加马种姓，只能搓肉桂，不能种地打渔，世代不易。

号称最高种姓的“高维加摩”，天下以农为上，是以为最高，高于工、商诸业。然而占人口的六七成，穷的租地主的地、富的田连阡陌、最高级的统治阶层理论上也算在这个种姓之内、最穷困的佃户也在这个种姓之内。

锡兰的佛教没有太多印度那边的奇葩故事，虽然也说什么佛祖涅槃重生之类的话，但这里的原始佛教僧人更喜欢辩论，辩论的时候却又基本上保持着“不语乱力怪神”的风格，且也非常喜欢玄之又玄的扯犊子。

虽然肯定还是不一样的。

但毕竟在殖民者到来之前，是一个以灌溉农业、小农经济、水利集权政府为经济基础的族群。

这些经济基础决定了，大顺对统治这里，非常适应。

就像是大顺内部向来觉得，军改和海军证明了对付这种沿海细长国家有奇效之后，将来郡县化越南北部和朝鲜，会水到渠成，至少统治起来比在西域习惯多了。

不管是西爪哇还是锡兰，大顺都是统治优先，垄断只是统治的副产物。

大顺的选择也非常简单。

选择直接管辖的四军镇中心地带，才不会去搞什么因地制宜呢。

如锡兰这样的，原本是水稻农业小农经济为主的，那就好说。

如西爪哇这样，我不是很懂这种村社原始状态，那就直接把它变成我比较熟悉、非常了解的社会形态。

……如果现实让我不熟悉，那就赶紧修改现实，而不是我去适应现实。

只不过大顺本来就是土地私有制、自由买卖、基本政府无干涉的放任主义政策——当然是被动的，不是不想管，是管不了，但凡有点强势政府的能力，也不至于国库收入和没有印度北美也不收税的英国差不多。

在国内确实引发了诸如土地兼、工商业不振、财富迅速集中之类的情况。

但在南洋，从商业利润的角度，却因为大顺自身的发达手工业，效果出奇的好。

虽然刘钰嘴上整天胡扯自由放任主义引申出的自由贸易体系，听起来和扯淡差不多。

但其实，某种程度上，大顺现在的这种对欧洲贸易状态，恰恰是自由贸易理论的祖师爷斯密·亚当等一批英国最早的经济学家所设想的最完美的中国贸易模式。

以后世整被打上“欧洲18世纪全面领先”这个思想钢印、打上“英国叩开中国国门就是为了自由贸易”这个思想钢印，来理解的18世纪对外贸易情况，是很难理解这个时代的。

甚至完全不能理解18世纪，中国商品将欧洲逼成什么样了。

更不可能知道法国东印度公司，历史上没有刘钰给他们指点人参貂皮贸易这个点子，他们要绕路去南美走私以获取对华贸易的白银。

以至于有一条专门的法国——秘鲁——中国——好望角——法国的对华贸易白银走私航线。

大卫·休谟这样的哲学经济学大佬，在这个时代，这么评价过中国的手工业：

【前往中国的遥远路程，是一种天然的阻碍……】

【假使中国只近在我们身边，如法国或者西班牙，那么我们所使用的一切都会是中国的。】

为什么大卫·休谟会拿中国说事呢，因为在亚当·斯密之前，也就大约是这几年，英国爆发了一场关于“自由贸易”还是“重商主义”的大讨论。

这个讨论的中心，就是围绕着中英贸易的。

大顺西洋贸易公司第一次成功对欧贸易，更是直接加剧了英国的这场大讨论，使得自由贸易和重商主义，瞬间分出了胜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