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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件旧事,就是“赤穗事件”。
其实就一春秋战国时代,士为主家复仇的事儿。
有人说,此真春秋遗风,战国士尚存于扶桑。古之道义,本朝失之久矣。
天子失礼,求诸于野。
而有人则用刘钰的那一套理论,给予了全面的批判。
当然,不是道义上的批判,而是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”的批判——春秋战国养士之风,在于分封制,在于对土地的全面控制。离开主人,这些士是活不了的,只能依附主人生存。
如今,最像分封制的,就是盐政那一套。
信陵君孟尝君等,都有自己的封地、田产,那些士都要依附他们生存。
而盐商手里拿着盐引,父子继承,新人无法入行,盐引永世不易,这和封地又有什么区别?
只有分封制,才能养士,才有所谓武士精神。
盐商现在养了一堆幕僚、门客、清客、豢养儒生,为其鼓吹,和蓄养门客有什么区别?无非是那些儒生还有别的路可走,可以科举可以干别的,而不像那些武士家主一灭再无原本的好日子。
是以孟尝君失势的时候,一众门客全都跑路了,这正体现了天朝在向前走——它把士人的义等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,淹没在利己打算的冰水之中。它用公开的、直接的、露骨的那一套,代替了由幻想和道义掩盖的那一套。
欲求赤穗之士,必要废郡县而复分封,保证人不能随意流动、保证士都在家主的分封下生活不能跳槽,则其所谓的士之精神自现。
此正兴公所谓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。
试问天下,谁欲废郡县而回封建?
程廷祚当时看完,就觉得看到了一个新世界,当即就拿着这套东西怼了自己的好友吴敬梓。
然后就争论起来了什么是大义、什么是小义。
如果大义和小义发生了冲突,该怎么办?
什么是大仁、什么是小仁?
如果大仁和小仁发生了冲突,该怎么办?
有句话讲,叫不经人苦,莫劝人善。
两个人所经历的生活,也算是早早为两人的分歧埋下了伏笔。
程廷祚小时候家里穷,父亲靠卖字为生,当然肯定不是穷措大那种写字,而是中高端的那种,养活他读书。他接触了颜李之学后,又因此被后来的岳父赏识,因为其岳父也认为“圣贤者贵于致用!虚谈性命,惫神章句有何用哉”?不但因此得了老婆,而且岳父一家人从不嫌他穷,鼎力支持。街坊里邻,也多喜爱,遂自小产生了“泛爱,不独爱其亲”的思想。
吴敬梓小时候家里富,他爹为了多继承家产,自小把他过继给了长房。从小生长的环境,那就是“兄友弟恭”、“父慈子孝”,为了家产恨不得一家人互相屠杀。他老婆被家里的人逼死,他的那些同族的哥哥弟弟恨不能除之后后快。家道中落,受尽了别人白眼——就这家庭,应该说,很难产生“泛爱”、“兼爱”之类的想法的,连父兄都没让人感受到爱,还去爱别人?
程廷祚人如其名,作的厉害。从接触了颜李之学开始,就狂喷各路学说。但其又因喜好实学,是以农、史、兵、河渠、天文、地理“莫不穷委探源”,以至于虽狂妄至极,但江南名士亦多与之结交。
吴敬梓则是家道中落,受尽人间冷暖,遂开始迷恋小说,有钱就看小说、看戏剧、沉迷虚幻世界不能自拔。越是自小缺爱,越要大大方方,广交朋友,热情好客,获得缺失的爱的代偿。虽靠着当年科举的功底,以及自身的天赋,文章做得不错,但终究兴趣不在那,更多的在琢磨怎么写小说。
程廷祚本就很出名,结果那首二十年前写的《忧西夷篇》,伴随着大顺下南洋、伐日本、禁天主,更是被当世赞叹为“二十年之远见、江南儒林膺服”——如果原本的历史,这叫一百二十年之远见。他说不想科举,岳父说,行,科举干啥呀?爱干啥干啥,学点有用的实学学问,或者自己在家注书也行嘛。
吴敬梓呢,则是在经历家产之变后,一度穷到了“白门三日雨,灶冷囊无钱”的地步。自己的亲爹,自小把自己过继给别人为了多分家产;自己的兄弟姊妹,为了家产大打出手,逼死了自己老婆。那些自己有钱时候广为结交的朋友,这时候都没影了。
在这种情况下,盐商的那二百两银子,那二百两他没开口、且盐商给了圆他面子主动给的二百两银子,到底有多沉重呢?
这真是很难说清楚的。
程廷祚问他:你支持盐改吗?
吴敬梓说支持。
那你还要帮盐商吗?
吴敬梓说要帮。
因为,那是我自小学的“义”。
那是我讽刺世间百态而所追寻的东西。我不想变成被我讽刺的那种人。
于是程廷祚割了袍子,迈步走进了松江府的新学学堂;吴敬梓则转身离开,独自一人来到扬州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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