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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过明末惨烈的川陕鄂拉锯战,使得四川人口锐减,以至于出现了皇帝之前给刘钰说的那种“仿佛桃源”一般的风气。
从此时不溺女婴这一点,就能看出来。而后世都学过一篇课文,那位元帅的母亲也溺死过孩子而且那位元帅正是四川人,显然抛开经济基础谈道德谈习俗是靠不住的,只能说现在这里人地矛盾还不是很大。
是以,四川不比苏北。
在苏北,刘钰想抓人去南洋,甚至都不如一个黑奴值钱。
而在此时的四川,给苏北那样的待遇,估计去南洋的人,不太可能有几个。
四川号天府之国。
虽然这年月没啥真的天府。
但得看和谁比。
和五月大风、六月黄汛、七月高家堰放水、八月大海潮倒灌、九月反盐的苏北比起来,别说天府了,天堂也当得起。
是以,这边人工成本颇贵,至少比苏北贵出了不少。给钱少了,跟刘钰糊弄人去南洋似的条件,这边保准没人来。
简单的道理。
现在蒸汽机的热效率,也就5%左右,可能还不到。
如果烧煤的钱,其实比雇人干畜生的活还贵,干嘛烧煤呢?
当然,雇工和佃户也不太一样。
雇工只要有领头的,就可以瞬间组织起来,要工资、要吃肉。历史上早在满清中后期,四川的盐井工人就可以组织成社团,过年过节的时候组织大型活动,借助舞花灯之类的节日合理举动,彰显雇工阶层之武德。
可井盐不是海边煮盐,一家发个铁锅还真就不行,还非得必须搞大型手工厂,一个六七百米的盐井,莫说此时,就是后世的技术,寻常家庭也打不起。
必须要用雇工制的地方,机器才会大兴。
加之因为两淮盐业集团在朝廷内的影响力,是以川盐理论上是不能入湘楚的,去的也只是私盐。处在即将大发展但还未大发展的破晓阶段。
这一次盐政改革下促进的川盐大发展,不会和旧的生产制度发生太大的冲突。
无非也就是朝廷扶植的财阀集团,通过高额的资本、先进的技术,很快打垮那些旧盐井完成垄断而已——旧手工场要么卖井兼并进垄断集团,要么破产。
再加上大顺北方战争结束,之前办后勤赚到钱的陕西资本集团的钱,无处可去。这里毕竟不是松江府,各种幺蛾子炒作,可以让无处可去的资本瞎鸡儿投,这里想瞎鸡儿投都没地方投。
可以说,蒸汽机配川南井盐业,当真是天时、地利、人和。
投资四川盐业的商人和刘钰说完刘钰“有所不知”的情况后,感叹道:“此物不知价钱几何?寿命几何?不知是否销售?修理起来是否麻烦?”
刘钰既是带他们来看,这些商人也知道,肯定是卖的,不然的话干嘛要带他们来看?
现在商人要买,刘钰却不答,只道:“不妨先继续看看,看过之后,再一起论。我虽时间紧,但总也能挤出来一些时间。诸位,来这边看看吧。”
又引着这些陕西商人看了看铁轨路之类的东西,这些陕西商人情绪倒是非常稳定。既没有了之前看蒸汽机后的急迫,也没有好像山里人看到新奇事物时候的惊诧。
这也难怪。
盐井地区,发展起来后,其实在一鸦之前,就已经有了十几公里长的引卤管道、几里长的原始天然气管道。
再加上各种提水工具、能打最深1000米的钻井技术。
要说干这一行的看着这些机械东西会感到震惊,那也真是小看了古人。
甚至对于交通运输,他们也在荣县,修过带引水船闸系统的运煤河,煤渣愣生生堆出来过一片河滩平原。
要说这算资本主义萌芽,这也确实算。上万人的大手工工场,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完美契合,带动了周边一整套的产业链。
但萌芽总是相似的:赚了钱之后,买地、囤地,然后大量的资本不是投入再生产,而是投入了买地和放高利贷上。
荷兰也是一样。
荷兰只不过是买地不赚钱,但本质是一样的,工业资本迅速向商业资本滑动,靠收租和放贷增值资本,而不是投向工业。
历史上这些陕西商人也是一样,干出来上万人的大工厂,修了十几公里的输卤管道,直接刺激出一个三四十万的商业中心。
然后,各家的收入比例,利润和地租的比例蹭蹭地变,最多的时候号称某“食盐工业资本主义萌芽”,收地租一年能收400万斤粮食。就如同荷兰从海上马车夫,混成了西欧金融中心一样的路,实业齁累齁累的,确实不如收租和放贷挣钱舒服啊。
虽然刘钰非常理解,土地收益率那么高,大顺土地又自由买卖,傻子才不买土地呢。
这正体现了资本的逐利性,是完美的自由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在驱动。
但就像他在松江府做的一样,要发展工商业,第一步就要先解决“资本积累后流向土地”这个大顺、当然也包括前大明的特色问题。
所以在引领着这些人参观完对盐井发展配套相关的新技术之后,刘钰并不急着只是推销这些新技术。
要只是推销新技术,最多也就是洋务运动的水平,没有任何卵用。
不解决一些制度上的问题,蒸汽机唯一的作用,就是让原本200年完成的兼并,只用30年就能完成。
现在对刘钰而言,重要的不是让这些陕西资本集团接受新技术,这是显而易见非常容易的。
重要的,是怎么引导他们盈利的钱,走向他想让这些钱去的地方。
用看得见的手,强行扭转资本的流向,而不是流向土地和高利贷。
这一点,才是川南改革的真正关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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