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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朝内阁首辅朱国祯,在《皇明大事记》中,已经将江南打行,与甘州兵变、大同兵变、辽东兵变等,视为同等的大事。
应该说,能当首辅的,这点眼力还是有的。
虽然他无法理解这是商品经济发展、大明基层失控、工商业发展的必然,但也意识到这是一种“崭新的”、可以和甘州兵变辽东兵变等并列的大事。
在封建王朝,当朝首辅将其视为与兵变同等重要的大事,也足见其严重程度。
应该说,朱国祯的预见是正确的。
从嘉靖末年到明亡,江南的一系列光怪陆离的官民争斗、抗税、党争等等,这些打行的人全程参与。
无组织的民众,是成不得事的。
即便打行只是封建帮派的兴致、专业打手、流氓无产者的性质,组织松散,但终究是有组织的。
否则,是无法解释诸多奇怪的记载的,怎么百姓就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。
哪怕到了甲申年,崇祯上吊,江南哭临,这些打行“流氓冲锋队”,也露了脸。
阉党想要列班祭拜,复社反对,写檄文羞辱。
阉党就雇佣了一批当地流氓,上街去打复社的人。
复社也知道,批判的武器,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。
于是复社的徐武静、张子退,立刻从东阳、义乌等地,雇佣了大量的打手。
崇祯吊死江南哭临期间,阉党的冲锋队和复社的流氓冲锋队,就在街上开干。
最终还是复社那边的人更多,打的阉党的人抱头鼠窜,完全控制了市井局面,让阉党在市井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,复社迅速控制了市井间的舆论风向。
顾炎武在其《生员论》里,就指出过这个问题。
朝廷年年科举。
科举那么多的秀才举人生员。
然后并没有那么多的官缺。
大家读书是为了当官,你又没有那么多的官缺,然后还要体现重视儒家而给生员诸多优待,这些生员能干啥?
显然啊,迅速流氓化啊。
利用朝廷给予的特权,当黑社会的头目。
底层流氓不敢打的人,我来打;底层流氓不敢骂的人,我来骂;底层流氓不敢干的事,我来干。
上层结党结社。
基层秀才当上层打手。
最底层是流氓无产者组织的专业打手。
当然,顾炎武虽然发现了问题,但解决问题的想法比较扯淡,认为要改变这种情况的办法,是复“察举制”,认为每个县举荐四五人,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了……就挺有想法的……
总之,正所谓,流氓不可怕,怕就怕流氓有文化。
不但有文化,还有国家给予的身份相关的诸多特权,那就更可怕了。
这也算是工商业发展起来之后,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、且朝廷的中央集权基本崩掉对基层毫无控制力时候,闹事的标准套路。
笔杆子写文,掌控舆论,占据道德制高点,煽动情绪。
底层打手出动,搜捕对面的打手,打的他们不敢露面,那么他们的舆论也就无法在市井传播。
朝廷干涉,生员打手出面带头,以有组织的一批专业打手攻击衙役等,带动城市不明真相的百姓,造成法不责众的效果。
这一招在明朝是一直有效的。
而这样的招数,最怕啥?
怕真敢抓人的军队。
他们成不得事的原因,也就是他们的局限性。
那些打行的生员,得益于朝廷稳定,因为他们的特权本来就是朝廷授予的,所以他们的依靠就是自己的特权。
所以他们惧怕,且绝对不敢发动真正的民众的力量,因为他们知道民众的力量一旦爆发,如同江南奴变和更早的江南借粜事件,他们会一文不值。
他们在用工商业发展之下的城市街垒斗争的雏形套路做事,却又绝对不敢反封建,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封建王朝的特权受益者,这也注定了他们只能是一群战五渣,萌芽至死仍旧萌。
而打行流氓,相对于无组织的百姓,是强大的。
但他们,又是所有有组织的群体中,最弱鸡的那种,哪怕对面的组织方式是宗教,他们都打不过。
这一次,盐商那边认定刘钰不敢真的在城市杀人,所以依旧还是采取这样的套路。
而松江府这边的新兴阶层,也只能采取这样的套路对抗。
而且,相对来说,松江府这边,专业性更高一些。
因为,之前出过一些事,经过刘钰的处置,使得松江府的流氓……专业化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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