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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不说朝鲜国是否适合种棉花,只说就现在这个情况,怕不是就算种了棉花,搞成这样,搓出来的棉花多半也会被大顺买走,再织成布匹卖回朝鲜换更多的棉花。
学这些东西,那不是自寻死路?
卖点稻米已经够惨的了,要是棉花日贵,岂不是两班贵族皆种棉花而不顾百姓死活,到时候岂不是更乱?
这苏北原本是一片草荡盐涂,自是可以这么搞。朝鲜国如何有这样的地方?
种大米倒是还好,万一出现了灾荒,还可以不出口,尽可能自己吃饱、救济百姓。
可要是改种棉花,真要是出了事,怕不是要死个几十万、百十万人?
“孟兄,这些工场,虽新奇,但恐救世之道不在其中。看亦可、不看亦可。”
“以孟兄之言,上国也有谷贱伤农、米贱伤农之争。想来,这些开工场的,必是喜欢米贱谷贱。”
“上国虽富庶,终究还是耕织为主。这米贱伤农的事,又是怎么解决的?”
孟松麓压住还准备继续介绍这里的心情,叹了口气道:“米贱伤农事,一直不曾解决。只是,兴国公改革之后,米贱之害,不如均税之利。然而均税之利,利在良民,至于佃户,多有退佃逃亡者。”
这个问题,权哲身是相当的感兴趣。
因为既然都是儒生,那么谁才是王朝的支柱,两边的态度是一致的,就是那些良民,也就是自耕农、良丁、社会中坚力量。
权哲身感兴趣的,是税改怎么能做到真的有利于百姓?
为啥他们那边的税改,越改税越重、越改良丁越惨?很多政策,看起来挺好的,比如还米制,赶在青黄不接的时候,贷出去稻米,按照12%的利息,已经相当低了,这怎么看都是善政,可最后搞起来全成了恶政。
将这个疑惑抛出,换来的是孟松麓长久的沉默。
孟松麓自己也不好回答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,涉及到的可不只是税制改革这么简单,而是波及到诸多问题。这要说起来,恐怕就得从兴海运、废运河、取消劳役、社会分工、大搞基建容纳过剩逃亡人口、以专业的基建人口搞工程等等开始,很难说清楚。
再者,如同苏北的一些水利工程,朝廷实际上也没出多少钱。纯粹是种棉花的那群人出的,可这些人出的钱,本质又是从哪来的?钱总不能凭空变出来吧?
再往下说,想着刚才权哲身感叹的大顺棉布倾销朝鲜国的事,孟松麓觉得自己还是不要说清楚的好。
说的太多,说的太破,甚至如同兴国公在松江府和商贾们谈话时候那样过于直白,似也容易叫藩属惊诧,离心离德。
孟松麓心想,这条从阜宁到南通的运河,你们朝鲜国的人,也算是出了二三十里的力。
话不好讲清楚,只好道:“自兴国公改革以来,亩税皆以钱论。其实,真论起来,南通周边许多良民所纳税赋,皆由女子织机里出。”
“自苏北种棉开始,科学院又推广了铁轮织机。一些豪商,便买织机,布于乡间。又提供纱线。等到织成,再收回布匹,给予劳薪。”
“一般良民,每年所纳税赋,女子织布足以缴纳。至于粮贱,对这些良民自耕者而言,影响确实不大。他们也不需要急着卖粮,大部分都是自己吃了,原本吃些瓜菜,现在多吃几顿米,也就是了。”
“织布给钱,钱正纳税。省了商人趁着新粮下来米贱时候压价,良民怨声倒是不大。”
“影响大的,主要还是佃耕之人。”
权哲身奇道:“如孟兄所言,既是女子织布,以副为主、以主为副,那佃耕女子,难道就不会织布?”
孟松麓苦笑道:“时代变了。南通地主,见棉日贵,收地不佃,而是种棉。”
“这佃户欲租,奈何地主不租。全靠织布,若无土地自耕,生活艰难。是以他们只能背井离乡,前去做工,出卖劳力。”
“此事又涉及棉种问题。如今卖的贵的,是苏北改良的扶桑洲长绒棉。原本木棉土棉,并不甚值钱,且难成长纱,不好做大布。是以租佃以收租,这几年日渐少了。驱赶佃户,反为常态。”
“只不过,因着驱赶之后,总还有条活路。即便不能做工,还可以被人买走,迁往关东、南洋各地。是以倒是不曾出什么大乱。”
“如今南通周边,留下乡村的,或为地主长工;或为自耕女织良民。租佃为生者,所剩无几……”
“最穷的都被赶走了,乡村自然富庶了。”
“反正如今取消了人头税,人多人少,与税无关。各地官吏,也乐于将穷苦佃农驱赶出去,并不喜欢他们留在本地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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