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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管是王党,还是辉格的爱国者党,两边的主流意见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求和倾向,这里面内因自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。
内部阶级的因素,是他们对求和的方向保持一致的根源。
哪些人可以卖、哪些人不可以卖、哪些人要稳住、哪些人可以镇压,这些政客们心里门清。
这些内部的因素,决定了“怎么和”。
而另一些因素,则决定了“战还是和”。
除却那些经济上的因素,战还是和,更多的时候,还是看能不能打赢。要是打的赢,战自然占据上风。
但即便现在看来,英国的海峡舰队,还有一搏之力,可实际上不管是王党还是辉格党都不敢搏。
这和英国举国决战西班牙、亦或者后来在特拉法尔加一战定胜负的时代不同。
特拉法尔加时代,汉诺威王室已经彻底坐稳了位置。斯图亚特家族的人,已经基本死绝了。国内的雅各布派,已经消亡,彻底没有了叛乱的能力。
工业革命后的英国,使得全部的、能说出来话的、有一定影响力和经济实力的国民,沉浸在国家蒸蒸日上的幸福感之中。不会如此时这般,托利党以及旧王朝势力,依旧拥有可以里应外合打开关门喜迎王师的能力。
是以,那时候,打输了,怕什么?大几百万人口,动员起来,没有人带路、没有人喜迎王师,有什么可怕的?
而现在,辉格党和王党,都不敢输,海战输了就真的全完。真有人带路,且真有人会迎王师。
某种程度上,这段时间,也算是英国王室“得国不正”的影响期,以及那些大商人垄断专营商闹得大部分人都人厌狗烦,比如苏格兰民众暴动保护走私犯、勒死军官;比如普通民众因为酒涨价,要把国王赶回德国种土豆子。
而英国和中国的国情、商人力量、农村和城市力量的对比区别,使得英国如果想把大顺皇室干爆、引发国内动荡、实行对等报复,想要取得大顺劫船和骚扰贸易这样的成果……得派人去大顺农村,喊出均田口号搞起义,用圣徒精神团结农村,搞出天朝田亩制级别的起义。否则,是没法对等报复的。
因为英国贸易发达,所以大顺切贸易,可以直接让英国动荡。
因为大顺农村广阔,所以英国派人去农村传教起义均田,才能取得大顺切贸易对等的效果。
毕竟英国对面有个法国,大顺旁边是朝鲜……法国只要过了海峡真能打进伦敦,朝鲜过了鸭绿江是真打不到京城。
这种区别之下,一方面是海军那边的一线军官,在之前的博斯克恩被击杀的海战中,对大顺这边的技战术水平很认可。燧发机之类的技术细节不提,打破线列决战、纵队穿插打尾巴的战术体系,让这些一线军官确信这是个难缠的对手。
这不是那支以“存在就是威慑”为目的的、打桅杆、抢下风、打了就跑的法国舰队。而是一支能和英国海军一样,眼睛不眨地把还活着的战友直接扔海里喂鲨鱼的、充斥着精神病人、疯子、酒蒙子、恶棍、杀人犯、重刑犯、食人者的海军,绝对的此时一流海军。
另一方面就是确实打不赢,没办法对等报复,而传教士吹的中国热风,又使得英国无法确定大顺的真正战争潜力。一个600万人口的国家,按照本国的动员能力、压榨能力和税收效率,去思考一个两三亿多人的国家,往往会产生巨大的认知偏差。
刘钰一直鼓吹被他扭曲的假自由贸易,论据之一就是大顺的税收低,极大地迎合了法国重农学派和英国反消费税学派。
他的数据没错,确实是低,但实际上是“无能”,而不是“故意轻税”。
所以,英国拿着自己14%gnp的冠绝全球的税收能力,来思考大顺的战争潜力,肯定是会误判的。
的确,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
可正如大顺不可能理解出埃及记的隐喻,英国又怎么可能知道大顺家里难念的经?
英国此时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。
想和。
且能和。
且政治力量最强的那群人想和且能接受和。
世界是动态的。
英国国内的阶级状况、王室认同、政局稳定这些情况,要是晚三十年,大顺是吓不到英国的,英国肯定会选择豪赌一场海上决战。输了民兵总动员,也不用担心地主喜迎王师。
比这三十年再晚三十年,赶到英国的经济基础和阶级构建,已经到工人站出来反谷物法、搞宪章运动的时候,那大顺就更不可能指望直接谈贸易倾销问题了。
此时英国政坛上的两大势力,不可能知道未来,但却了解现在。
只不过因为托利党党禁导致的辉格党分裂、反对派的崛起,使得英国政坛内部出现了一股奇怪的风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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