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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过渡可能是混乱的,甚至可能是残酷的。
因为历史上的第二次大陆会议召开之前,大量的手工业者、市民贫民等,已经组织起来,要求改变继承法、公地垦殖权、以及财富数量达标才能有议事权等。
英国后来阻止西进,除了土地投机商反对,也确实有大量的“好好开垦当个自耕农、干几年将来当地主”的贫苦自耕农参与的。
阶级上的矛盾已经不少了。
历史上,是反英派获得了胜利。即便如此,还是发生了后来的关税动荡、退伍士兵起义、农民起义等。
而反英派获得胜利,实际上是这个过渡期虽然混乱,但却不至于乱到无法解决。
因为,大量的亲英派、反分离派,跑路了,跑回欧洲了。
的确,细软金银、古董字画、船只债券……这些东西都能带走。
但是,土地带的走吗?房屋带的走吗?庄园带的走吗?
这些跑路回欧洲的亲英派,大量的地产、房屋被充公,并且在后续的过程中被分配。
虽然说,的确,是大部分投机商、大商人获得了这些被分配的财富中的大部分。
但是,底层也跟着喝了口汤,回了回血。最起码宾夕法尼亚的土改,还算是给了那些贫民一些好处,宾家的地产全部归公,半数被投机商买下、半数分了。
这是反英派获胜的情况。
而若是亲英派获胜呢?
反英派获胜,亲英派可以带着细软回欧洲,可带不走房子土地,但起码能把命带回欧洲。
亲英派获胜,反英派去哪?
那就只能死了。
如果不想死,那就只能接受资本主义,摒弃掉小资产者的幻想。
亲英、反英,并不是一个抽象的“奴性”还是“自由”的问题,更多的还是经济问题。
比如说我是个自耕农,家里百十亩地,四五个孩子,日子过得乐呵呵。
大儿子让他干几年活,或者去学个瓦匠;二儿子去学个铁匠……
等着快死的时候,跟孩子们说:你们让着点弟弟,家里的地就都给弟弟了。我这边攒了些钱,你们也学了手艺,去西边吧。那里的荒地便宜,老大、老二、老三都去西边,买些地,过我这样的好日子。西边有的是地。
计划的好好的,家庭也很和睦,结果卡察一下子,英国来了法令:不准西进!
那干嘛不反英?
不反英,想要保持家族兴旺,就得让一个人继承,剩下的去打工。那家庭和睦就别提了,孩子之间就要先打个头破血流。
不反英,对孩子一视同仁,那就得把地越分越小,最后日子难熬,只能向商人借贷。还不上,土地抵债,一无所有。日子总得过,这时候说,城市有工场,去工场做工吧。
一群孩子们就得琢磨,自己的爹过的那是什么日子?百十亩地一群牛,农闲时候晒太阳。自己过的什么日子?工场里面上大工,身价不如一头牛。
不要给我讲什么“土地也不是无限的,新大陆也是有边界的”,我不听。
不要给我讲什么公有制,脱胎于小资产阶级革命的美国底层,只反资本主义,不反私有制。
也不要给我讲什么“资本主义发展是必须的”,我不懂,我就知道我爹、我爷爷,也不识字,也没啥文化,但照样大房子住着、小酒喝着。
哪怕到后世,依旧还是这一套:我爷爷、我父亲,可能连高中都没读完、大学没上过,可是我们照样住大房子、小日子过得美滋滋。不要给我讲什么道理,我就像知道凭什么我爷爷的时代可以这样,现在就不行?,
同样的逻辑,从反英开始,就一直在北美根深蒂固。
反英完了,反大商人,反银行;反完银行,铁路和蒸汽机还没出现呢,【一无所知党】就已经开始崛起,认为是爱尔兰人、华人、德裔,导致他们的日子比祖辈过的差……
实际上,大顺开始下场掺和欧洲战争的这一刻开始,北美还未出生的工业,已经死了。
因为,大顺要推自由贸易。
而北美的制造业起步,源于《1807禁运法桉》。严苛到极致的进出口限制、近乎疯狂的一刀切断了对外贸易,使得北美的纺织业、玻璃制造业、制帽业、采矿业、金属加工业,在东北地区快速发展起来。
那是北美制造业的兴起之时。
因为对英国的恨,亲手签下《禁运法桉》的杰斐逊,事后面对着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的制造业,失声痛哭。
因为他重农、轻商、抑工,认为自耕农才是共和的基础,而工业的发展必将破坏共和国的根基。
杰斐逊认为【制造业,习惯于让人们处于劳役状态,使贵族政治原则在一个共和国内居于优势……工业的发展,把财富集中于少数人之手,导致共和国倾向于贵族政体……】
所以,面对这种恐惧的最好的办法,是不发展制造业,让每个农民都拥有自己的一小片土地……重农、轻商、反工。商业是【必要的恶】,不得不存在,但不可重视。
他分地。
他买路易斯安纳州。
他出台了《土地销售法》,一改过去买地最低500英亩的限制,降低到原本的四分之一,就是希望“每个自耕农都能拥有自己的一块地,不再有投机商买了大块地再拆开卖赚差价”。
他反银行。
反金融业。
反制造业。
反工业化。
当汉密尔顿拿出《关于制造业的报告》时,他用滔滔不绝的口才和极高的威望,毙掉了建国之初的制造业发展方桉。
可以说,他一生,都在反资本主义、反工业化,都在践行他的“小资产者的共和”、“农民乡约亲睦”的梦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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