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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不过,因着大顺这边,反教会、反宗教、反封建继承法、反贵族等诉求,没那么强烈的需求。
所以表现出的形式,是以一种萌芽的“权利和义务之统一”的思想为主的。
而这种想法的典型,就是围绕着大顺改革绕不过去的贸易中心转移之后,得利者是否应该出钱安置旧商路上的失业百姓所展开的争论。
看上去,大顺参与一战,内部歌舞升平、勃勃生机。
欧洲打的头破血流,连北美东海岸也未能独善其身,唯独大顺这边安安静静。
实则,一战对大顺造成的影响,不比直接几十万军队列阵对轰的影响小。
实学派内部,开始出现了非常激进的思潮一战打完后,我们怎么办?我们要干什么?
因为,从最开始,大顺的种种改革,走到现在,明眼人都觉得,这一切都是在为这场世界大战所准备的。那么,现在这场世界大战即将打完了,兴国公等那一辈人已经老了,甚至现在也不管太多事只是蹲在山东挖黄河、修道路。
实学派的很多人都陷入了一种说不出的迷茫当中之前的一切,都看懂了,是为了一战,那么之后呢?
如果说,历史上的法革,是因为“第一次世界大战”,也即七年战争的失败,最终爆发。
而此时的大顺,则陷入一种因为“第一次世界大战”即将打赢,但打赢之后怎么办的迷茫中。
大顺这边,自古以来,对这种事,尤其是激烈的变革,是不怎么喜欢空谈的。
王莽也好、安石也罢,激进的变革,是要拿出具体的东西的:地、税、法、钱、政,这些实际的东西,而不是空谈的东西。
包括历史上颜李学派等人,他们写的东西,侧重点从不是“经”,侧重点是“艺”官制、税收、田亩、学堂、人才选拔、军制等等这些东西。
经,是我们这么做是对的,着重点在于论证“对”。
艺,是我们应该这么办,着重点在于“办”。
因为从始至终,“对”这个东西,其实从诸子百家开始,大家的态度其实基本都是一致的。什么是对?国泰安康、人民安定、有衣有食。
儒、墨、杨当时的三家显学,都是在讨论这个的,无非是在“怎么办”这个问题是,分歧极大而已。
新学派存在的最大意义,是潜移默化地灌输了一些方法论,解决“我们应该这样做”的“这样”,到底是“怎样”的问题。
是以,大顺这边的启蒙运动,和欧洲那边的,在表象上完全不同……因为大顺这边普遍不信教,所以不可能从经院哲学衍生出的人与神的关系,搞出一堆“不辩自明”、“不言而喻”的东西。反倒是,因为大顺这边普遍不信教,所以大顺这边的启蒙运动,围绕的是“权利和义务的统一”、“土地所有制到底是国有制还是私有制”、“是否要限定商人购买土地”这些东西来的。
这也和大顺这边的官方意识形态有关,因为实际上大顺理论上的官方意识形态,陈亮叶适等人那一套,也是“以艺修身、艺大于经”这一套由内而外的东西。
当然,是内核。
也正是因为如此,由外而内的内核,所以叶适等人的想法,才会是全面复礼,以方方面面的制度,由外而内地达到真儒道统。
这套内核就是如此,包括颜李等人,其实内核也是这样:想当真儒,那就学君子之艺,在实践中体会儒之真意,由外而内,融会贯通,最终大彻大悟。也所以,反对者狂喷他们是异端的理由之一,就是“人要去什么地方,得先知道自己要去哪,然后才能知道该往南走还是往北走。你们可倒好,不先学去哪,先蹲在那造车养马,然后说只要车造好了马养好了,就好了。那你们的目的,到底是去那个地方呢?还是你们的目的就是造车养马呢?”
也正因如此,大顺这边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下,这种由外而内的味儿,还是很重的。
因为……实学一派这群人,不学经,所以他们的目的,也从不是复礼,或者把复礼作为最终理想。
所以也就出现了这种有些奇葩的启蒙运动,讨论的重点不是人、天、主、神、天赋、自由这些东西,而是所有制、税制、官制、军制、工商这些东西。
虽然不一样,但其实是一回事。
对欧洲来说,“敢于反抗”、“反抗有理”,是很重要的。这赋予了反抗的合法性,因为对教徒而言,“合法”,“合经”,才行。要知道,北美对于异端的烧杀,可才结束没几年。
而对大顺而言,李自成显然不知道“自然之权利”,他应该有生命权,这不是别人赋予的,而是自然赋予的……但是,这碍着他为了自己的生命权,而起身反抗了吗?
一个是“不辩自明”,证明有理。
另一个,则是“辩甚鸟经,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”的“理所当然”,无需去证明。
启蒙运动是不是一定是有标准形态的?或者说,侧重点不同。
在北美,启蒙运动的表现,是所谓的“第一次大觉醒”,以宗教道德回潮的方式进行的,大量的传教士赶赴北美进行传教,试图让人重归信仰。侧重点,在于宗教的自由,不要再搞政教合一和异端审判了。
在法国,启蒙运动的表现,恰恰相反,是以极端的反宗教反教会的方式进行的。侧重点,在财产权,法国的资产阶级不想再随意给国王交税了。
但表象之外,有个东西是相同的,那就是“土改”。
北美是以剥头皮、没收保王党家产地产完成的。
法国自不必提。
那么,既然大顺也已经产生了特色的启蒙运动,那么大顺能“逃”过去这个问题吗?
其实,不管是颜李等人的均田第一仁政的想法,还是如今在新学一派中流行的大集权造船移民的想法,其内在推动的经济因素,还是土地矛盾。
这个矛盾,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打完的“今后怎么办”的迷茫中,越发明显。
刘玉在山东测河道,试图靠金矿移民的方桉,并没有解决大顺的最大矛盾,反而让这个矛盾即将彻底激化。
因为,伴随着移民在北美西海岸的定居,伴随着参与这件事人越来越多,很多人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疑问:为啥,不集中力量,疯狂造船移民呢?一边是水旱洪灾,一次又一次的起义、赤地千里、人相食;一边是枫树满地的温带气候,平原河流,万年沃土,我们的导航术、造船术都已达标,为什么不去做呢?
而在大顺,如何集中力量,自古以来,始终都有一个明确答案的:均田乃第一仁政,去除中间商赚差价。
这种矛盾的激化,只不过把过去的“目的”,转变为了“手段”对新学派的激进派来说,似乎,均田不是目的,而是为了集中资源的一种手段,真正的目的是移民、工业、或者说,减轻工业化之痛。
而且是大顺特色版的减轻,大顺不缺劳动人口,缺的是过程中小农痛苦减少的资源,土地。
工业化对小农自然冲击,但冲击是冲击、起义是起义。
冲击一定起义吗?
工业化会造成小农起义的原因,是因为小农靠土地养不活自己,地太少。要是有300亩地,媳妇的纺车被纺织厂冲爆,没必要起义。而要是就3亩地,媳妇的纺车被纺织厂冲爆,买个盐、冬天搓个棉裤都搓不成,那就只能起义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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