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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然说,因为欧洲各国的大型的东印度公司都被大顺逼死了,使得欧洲的商业资本完全失去了技术上的限制,将会快速地流向航运和买办业务,从而绞杀欧洲的诸多工业。
但这个道理的内核,在欧洲适用。
在大顺,也一样适用,虽然面临的问题不同。
伴随着《凡尔赛和约》的基本签订,大顺也将面临一个“资本流向”的问题。
波斯、印度、东非,这些方向,大顺独占贸易权,资本的回报率急速提升。尤其是印度方向。
加之这些地方,又不像大顺本土似的,有各种各样的限制:最基本的一条,大顺本土大商人买地囤地的限制,就非常大,使得大顺“回报率最高、最安全、最稳妥”的投资,也即土地购买,成为了一个在大顺非常别扭的、靠着行政力量强行扭曲限制的投资。
这也使得,刘玉这边,必须还需要一些手段,使得大量的金融资本,流向一些刘玉希望去的方向。
自然,这个方向,就是北美的移民。
之前刘玉就琢磨过,他觉得,英国南海公司和法国密西西比公司的经验,就非常不错。
无非也就是两家公司出了点“小”问题,忽悠的太大了,最后击鼓传花传不下去,泡沫炸了而已。
但仅从募集资金的角度来看,效果是显着的,短时间内募集了海量的资金,资金多到基本解决了路易十四留下的财政窟窿。
而之前他也说过,对欧洲的战争,会带来一个非常特别的社会意识:如果找对了方向,投资工商业的回报率,是可以高于买地的;且早入场、早受益。
历史上,英国的利率从10%左右压到3%;英国人逐渐形成了投资产业拿股票其实和买地囤地差不多的想法……也都不是与生俱来的,是一点点压下来、一点点由社会存在慢慢扭转了社会意识。
社会意识落后于社会存在,大顺也在慢慢改变这种情况,但前提是得有这个社会存在。
如今,战争基本胜利了。
之前的一切疑惑都烟消云散了,贸易持续发展、甚至是大发展。借助《凡尔赛和约》的春风,大顺的工商业将迎来一场黄金时代。
这是物质层面的事。
但在意识层面,则在京畿、松苏等地,呈现出一种“相信朝廷的判断、相信早入场早入股将来大收益”的思潮,以及“股票债券未必不如土地”的想法。
那些当初投资纺织的、投资航运的、投资造船的,这一次全都赚的盆满钵满。
可以说,大顺用一场又一场的胜利、一次又一次的对“贸易”的准确把握,赢得了一个极高的信任度。
体现在皇帝那,是威望。
体现在刘玉这,是他对投资的“建议”,众人会认为这不是建议,而是告诉大家一条发财的路。
应该说,刘玉靠的就是这种威望和信任,准备学一波南海公司或者密西西比公司。
在《凡尔赛和约》已经基本确定、资本即将大量涌向印度地区的时候,用他的信誉、用大顺的威望、用欧洲战争带来的工商业发展的兑现所造就的投资狂热,来强行扭曲市场的资金流向。
简单来说,如果他不扭曲。
那么,100块热钱,30块会投向本土工业;30块会流向印度的棉花土地;40块买地或者窖藏。
而现在,经他的扭曲,可能会分出来30块,流向北美的移民上。
至于,最后会不会玩成南海泡沫、或者密西西比泡沫,那无所谓。只要人到了,地垦了,最后击鼓传花玩不下去了那也无所谓,炸了就炸了呗。
钱又不会无故消失。
真要是将来变成泡沫炸了,那么,炸之前,钱无非就是流向的“水银开采”、“造船”、“农业机械”、“畜牧”、“航海”等方向。
因为这是北美垦殖挖金子的前置投资。
都是实体行业,并不是简单的左脚踩右脚,就算融资的泡沫最后炸了,那也无所谓。
粗略来讲,套路是这样的:
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塑造的投资热潮,大顺的热钱都在等着朝廷透露的风声,因为之前朝廷的判断是正确的,当时信的人、上车的人,一战之后都发达了。
这时候,刘玉抛出“扶桑有大金矿、至少有1000万两黄金”的风声——基本上,算是密西西比公司大忽悠的翻版,当初约翰·劳可是凭着这种忽悠,拿着所谓政府背书的百分之十几的高回报率,直接弄出来个上千万两白银规模的大动静。
区别就是,密西西比没黄金。
而旧金山、温哥华、西雅图等地,是真有黄金。
由此,成立个大顺皇家特许的专营公司,为了向“前辈”致敬,公司直接取名为泡沫公司。
五年内不分红。
五年后,保证至少每年15%的股息分红,收益率非常高。
朝廷给予此特许权,只包括开采金、银,这两种矿物的特许权。
类似西班牙模式,采矿的15%,归国库;5%,归内帑。
剩下的,归公司分配。
官督、商办,效松苏故事,前五年由官督制定政策,董事会五年后接权。
朝廷这边会出总督管理民政事务、保护安全等等,公司需要向朝廷支付每年一些费用,以驻军等。
既然要挖金子,那么公司需要粮食、需要卡位军事据点等。
那么,北美的所有土地,是完全的国有化的,并非私人所有、私人也不得私自圈地。
是以,前期,公司需要投资移民、垦殖、军事据点建设、造船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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