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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产业没戏。
靠啥?
靠第二产业,靠工业呗。
只有工业发展起来了,真把固氮技术解决了,第一产业的困境才能解脱。
而在此之前,所谓的“国民财富总和”,或者说“总生产力”的提升,也只能指望工业的飞速发展。
工业发展,得靠资本。
最简单来说,你修个铁路吧,你得有资本才修的起来。
资本是资本。
资本家是资本家。
这不是一回事。
既是说,要靠资本。
那这又得说那个很神奇的东西。
无形之手。
无形之手,是个规律,是水往低处走、是热气往上跑的规律。
这玩意儿,不是神,不是耶稣,不是胡大,不是说用了这玩意儿,就达成了圣西门说的【资本会流向为社会有益的事业,如冶炼、矿山、灌既、运河等】。
或者说,用了这玩意儿,就啥都好了。
还是那句话。
这玩意儿,类似个“我喜欢热的”这么个规律。
是个规律。
而不是“神爱世人”的神,没有“人格的爱”,而是天道无情的规律。
一杯0度的水,和一杯15度的水,在这个规律下,我会找15度的水。
而一杯15度的水,和一杯30度的水,在这个规律下,我会找30度的水,而不是说去和前者一样去找15度的水。
魏征有句话,讲叫“水可载舟亦可覆舟”,差不多的意思。
无形之手,某种条件下,那就是【资本会流向为社会有益的事业,如冶炼、矿山、灌既、运河等】。
而换一种条件,那就是跟大顺似的,把耕地金融化避险化、流向耕地、流向高利贷、流向地租。
哪怕说,大禹治水,他是掌握了“水往低处流”的规律。
所以,是不是说,大禹觉得,治个锤子的水啊,水往低处流,随他去吧,那自然就大治了?
这就叫顺其自然了。
不是的。
不是这样的。
而是,大禹知道“水往低处流”的这个规律。
然后利用这个规律,再去挖河道、堵塞河堤这些,从而让水“沿着大禹希望的河道流淌”。
而这个河道,符合“水往低处流”的规律。
当然了,大顺的实学派,这群人奔着圣西门主义的思潮而去,刘玉肯定是要负主要责任的。
他把老马的话,说一半、留一半,要么就完全逆练。
而老马的思想,又是建立在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、法国空想社、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继承的发展上的。
这套批判、继承、发展的东西,刘玉说一半留一半、甚至有些还逆练。
那肯定会去掉“批判、继承、发展”,奔着思想的源泉而去了。
圣西门主义的精髓,就在于:承认无形之手,认可私有制,但要利用这个规律。希望有“国家信贷银行”这么一只手,调控、引诱、勾搭、操控着——主要是引诱——让资本,流向基建、工业、开拓、运河、灌既等产业上。
一切,仍旧是建立在“人的利己性”、“资本的逐利性”的基础上的,也可以说,也就是建立在“无形之手”上的。
那李欗这些话是什么意思?
是说,既然说,无形之手真的存在,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,现在无形之手弄得大顺的资本,老他妈的爱往耕地上跑、爱往囤地收租上跑、爱往土地投机上跑、爱往当铺高利贷上跑。
那我能不能想个办法,不让他们往这上面跑呢?
我说,搞教化行不行?说各位地主、乡绅、商人们,你们不要去买地囤地好不好?为了国家的未来、为了江山社稷、为了美好的明天,你们去投资铁路、矿山、煤铁联合体,好不好呀?
废话,当然不行了。
因为哔哔这些,卵用没有。
无形之手会让他们自发地往土地、往高利贷上跑。
既然哔哔没有用,那么,是不是可以想个办法,不准他们往回报率最高的土地和高利贷上跑呢?
利用行政命令、国家调控、行政政策等,限制他们呢?
也即,以国家机器,筑造一个堤坝,把“最低”的地方围起来。这样,即便水往低处流是自然法则,那么因为这道堤坝,水也没办法流到最低的地方了?
其实,说白了。
《管子》那一套——以利诱之。若方向不是朝廷想要的方向,那就想办法调控,让以利诱之的方向,是朝廷希望的那个方向。
简单来说,重工业,包括铁路、冶铁、化工等等这些,投资大、见效慢、回报小,资本不爱往这跑,至少现在不爱往这跑。
那咋办呢?
以大顺这个封建王朝存在的前提下,无非三个办法。
第一个,朝廷,来当全世界最大的资本的拥有者。
什么他妈的无形之手、什么他们的水往低处流,吊毛,资本在我手里掌控着,我让它往哪流就往哪流。
但问题是,其一,大顺吊毛不是。大唐还能搞搞均田制,因为大唐手里还捏有极多的“国有土地”这个资产,大顺有个毛?一年靠那点农业税,去了养兵、赈灾、官员俸禄,剩几个子啊?没有资产,怎么配做全世界最大的资本的拥有者?
其二,大顺假设要真有这个本事,那事情倒是简单了。北美、澳洲、尹犁、黑龙江,少说还有几十亿亩的耕地。
既有这等资本,那实学的激进派那一套,不就玩得转了?
花上二十年时间大移民,保证人均土地拥有量达到30亩。
国内市场有了。
人地矛盾减轻了。
粮食有了。
小农也有余钱买布了。
工商业随着国内市场扩大,也就发展起来了。
那还愁什么?
这不关键是没这个能力吗?
第二个,想办法为大工业保驾护航。
以暴力机关,来对任何阻碍工业盈利的力量,碾碎。
这个,也够呛。
因为,照着正常路线,肯定是先轻后重。
大顺这情况,你搞轻工业,那肯定就是与民争利。
与民争利。
这四个字,其妙无穷。
关键就在“民”,到底是啥玩意儿,谁是民。
当初,桑弘羊和贤良文学辩论的时候,就扯过这个与民争利的问题。
贤良文学说,中央要啥的铸币权啊?不如把铸币权交给自由市场,交给地方豪强。这玩意儿有啥难度吗?谁还不会铸钱啊?你这样,铸币交给市场,这不就好了吗?
中央要铸币权,那就是与民争利。
贤良文学说,中央要啥盐铁专营啊?不如把盐铁这些玩意儿,交给地方豪强。
中央要盐铁,那就是与民争利。
显然,这里与民争利的“民”,那一般人理解的“民”,肯定就不是一回事。
但大顺不一样。
比如说,大顺在松苏,依靠印度的棉纱,搞纺织大企业。
那肯定会把湖北的纺织业冲死。
而湖北那些干纺织的,也就是靠着湖北本地的市场、靠着川盐入楚的契机,老娘们儿纺点纱线、织点棉布,挣几个稀饭钱、买点盐、换点钱交货币税、给姑娘买个红头绳。
那你说这是不是民?是不是与民争利?
你固然说,这些人,生产力落后,是要被历史的滚滚车轮碾过去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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