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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说,爪哇南洋地区,还能算得上有点工业资本的思路。至少是以发展生产力、扩大生产为目标的。
那么,在大顺北方,蒙古地区,那就真可谓是商业资本主义的极致表现了。商业资本占统治地位下的劫夺制,当真是演绎的淋漓尽致。
而这场劫夺制的淋漓尽致的终点,就是这一次刘玉的棺椁走海路的终点,天津。
自从当初大顺废漕改海定下来之后,天津的地位就已注定。但要说天津这些年的发展,终究还得说一句,李欗上台后砸锅卖铁、靠着贱卖国有土地的方式勐搞基建修铁路,才算是让天津摆脱了松苏的附属地位,真正成为了大顺在北方的港口城市。
随着李欗的边疆铁路计划的实施,从京城延伸到张家口、乃至于河套的铁路,使得天津这个港口,总算是可以说自己能辐射小半个塞外了——另半个,是松、辽水系平原,和天津关系不大。
要想富,先修路,这是个听起来似乎寻常的口号。
但若看一看这些年大顺的一些变化,便可直到这句话本身,一点都不寻常。
比如,皮、毛、大黄,这些绝对算得上是大宗物资的商品。
在几十年前,甘肃青海的大黄、细绒骆驼毛、羊皮等,要运到天津,是一场不亚于哥萨跨越西伯利亚弄毛皮的艰难旅途。
要用皮筏子,顺着黄河,尤其是艰险的宁夏段,激流2000余里,先抵达河套。
到了河套后,再用骆驼队、马队等,运到通州。这玩意儿要分旱季雨季的,雨季用马、旱季用骆驼。
到了通州,再把这些货物,走北运河。要是赶上旱季、枯水期,那么北运河实际上也是走不了的。
故而,西北边塞,不是没有好东西。
大黄、驼绒、细羊毛、银鼠皮等等,这都是好东西。
但之前的问题,就是运不出来。这不是说就地生产,就算你就地生产,那么你生产出来的东西,不还是得运出来吗?
铁路的出现,改变了这一切。
运输费用降低了,蒙古地区的原材料可以方便地运来了。
以蒙古地区的羊毛和骆驼毛为原材料,呢绒、毛毯、毡子等纺织业,也迅速发展起来了。
一方面靠海外市场。
另一方面,自是靠政府的订单扶植,尤其是军装毯子帐篷等等。
再加上,朝廷的都城在京城,是以在天津周围也鼓励发展诸多重工业。煤、铁、造船、军火等,亦是蓬勃。
这些好的方面,自然算是彰显了资本主义的伟力。
不过这不算什么。
真正能彰显其伟力的,还得看坏的那方面。
大顺的商业资本,在铁路修通后,用了二十年时间,就用劫夺制创下了奇迹——高利贷的利息,已经让蒙古地区陷入一种竭泽而渔还债的状态,大量的羊才成年还未产仔就得还债;更是直接逼反了一部分蒙古人,烧商店、杀商人、造就了喀尔喀部的一场大规模叛乱。
蒙古地区,不比别处。
譬如法国,畜牧业也不差,也很发达。
譬如潘帕斯草原,畜牧业也确实发达。
问题是,法国当做牧场的地,潘帕斯那种年降水量在900毫米的土地,在大顺,早就被当成耕地了。
而蒙古地区,纯纯地是被农耕挤到了400毫米等降水线以北,甚至因为这几年气候转暖、以及一些抗旱作物的种植,农耕区不断北移。
这也使得,蒙古地区的经济结构,极为单一,且极为脆弱。
经济结构单一且脆弱,那么社会分工也就还早,手工业发展什么的最多也就想想。
啥都缺。
布匹、铁锅、丝绸、茶叶、糖……甚至于,如今连批量制造的铜佛像,在这边都卖的相当好。
然而蒙古人手里又没有钱。
抢……燧发枪时代了,抢钱的时代过去了。
那就只能换。
商人们倒也不急着要现钱。
春天来的时候,你赊了多少东西,咱们定好了你用多少羊来还;秋天回去的时候,把你欠债抵账的羊牛马赶走。
这里面,显而易见地能看出来问题。
春天的羊,和秋天的羊,是一个羊吗?
或者说,一个小牛犊,和长大后的牛,是一个牛吗?
从生物的角度上讲,是。
从商业的角度上讲,显然,不是。
这是一方面。
另一方面,蒙古地区的经济结构单一且脆弱,所以社会运行和大顺这种理论上是小农国度的情况,完全不同。
各个部族的首领,类似于欧洲的封建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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