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弘前藩外的战场上,陆战队正在打扫战场。
层叠的死尸之下,年还不到三十的弘前藩武士乳井建富正在人堆里装死。
此时他还不叫那个稍微更出名一点的名字乳井贡,因为这个“贡”字,是他解决了耐寒稻在弘前推广、改革财政政策之后被藩主赐予的名字。
这个名字,明治时代的日本小学生应该会很熟悉,他编写过《珠算初学》,百五十年后日本普及小学教育的时候,用的就是他在这个时代编写的课本。
他并不是个胆小的人,只是刚刚的战斗,大顺军的野战炮和开花弹打的太准,弘前藩的武士根本没有反击的机会,甚至刚刚集结完成就被火炮轰散,看到这近乎绝望的战场,乳井建富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。
他要去亲眼看看大顺,看看大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能力,靠的到底是什么才变得如此强大到不可对抗。
这不是一时的叛逆,而是一直以来存在他心头的疑惑。
几年前,松前半岛的火山爆发,烟尘遮天,随后便是一场洪水,饥馑遍地,饿殍遍野。
那时候还在学朱子学的乳井建富,第一次对朱子学产生了怀疑。
治民之前,先修己身。
而乳井建富看着遍地的饥民,心里疑惑道:“如若等待身修,则目前之饥民如何是好?”
圣人之学,能否解决百姓吃饭的问题?能否解决水稻很难在弘前种植的难题?
后来拜访老农,发现老农用浑浊的、富含火山灰的浊水浇灌土地,他若有所悟。
认为人身如水,修身之后,若如清水。而清水,只有在人喝的时候,才有用。
而浊水,若不是为了喝,而是浇灌土地,浊水反倒比清水有用。
既如此,这圣人之学,应立足于“用”,而非只是四书五经。
四书五经,修身可用。
稼穑工商,利民可用。
圣人之学,在之“用”字。
他自以为自己是“王阳明悟道”,去问了问朱子学大师,结果被人一顿臭骂;又去问了问古儒学的大师,结果也是被一顿臭骂。
可能他悟出来的道理是对的,但这绝对不是儒家的道理,完全就是一个粗读了一点四书五经、没有领会儒家真正思想的年轻人,自已瞎琢磨的曲解圣人之言。
功、利,沾上这两个字,就和儒家一点都不沾边了。
就像是经,可以解出来不同的学派,但牛顿终其一生也不敢反对“三位一体”,以至于死后许多年才悄悄把他对三位一体的神学疑惑拿出来。
乳井建富的想法,完全成了异教了,即便是号称要用实学的古儒一派,也在理论上痛斥乳井建富,根本就不是儒生。
所以在大顺的陆战队突袭弘前城的战斗中,看着炮弹在他们头顶准确地爆炸,像是用了妖法一般,许多人惊呼有鬼,可乳井建富知道,这……只是一种学问。
他知道,唐国是天朝,是真正的仁义之国,是儒学圣地。
他想知道,天朝的儒学,是怎么解决修身和功利的矛盾的。
既是解答自己的疑惑,也是为救日本寻找一条道路,在他看来,朱子学并不能解决怎么抵挡唐国大炮的难题,也不能解决水稻在这里减产的难题,更不能解决弘前藩财政困难的难题。
或许,大顺军会刺死他;或许,他根本没有机会去见识见识;亦或许自己就算学成偷偷跑回,也会背一个背叛装死的名声。
但这不重要,重要的是他相信自己的想法是对的。
“夫常者,积变而显;变者,积微而通。故常亦变也,变亦为常,常变本非云两。”
时代,始终在变化。
不应该死板地去“在行为上效仿先王孔孟”,而是要把“孔孟先王的对治世的理想,作为追求的对象”。
孔孟那时候的行为,是为了治世。
但时代变了,即便孔孟复生,在这个时代,治世的理想不会变,但行为和做法一定和以前不一样。
“贵已逝孔孟之所行,于国家无任何益处;贵已逝孔孟之所求,方为真士”。
于是他选择了装死,在装死之前,用死去同伴的血,在撕下的白布上写了几个汉字。
他要去解决自己的疑惑,将来救一救已经病入膏肓的日本,哪怕身背什么骂名。
身着青衫的陆战队拿着刺刀补刀到他身前的时候,乳井建富猛然跃起,在大顺军开枪之前,展开了那条白布。
“恨不为华夏人,心慕之,奈何锁国不能至。请降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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