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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其中的诸多根源,其实也说明了,前朝大明的那一套体制,对一个王朝而言,是成功且生命力顽强的。
只是过于成功,生命力过于顽强,在时代发展带来种种问题的时候,又难以解决。
最终跳出窠臼的人折腾了一圈,发现卵用没有,最后整个士大夫阶层在反思之后,全面反动。
如果加上一个理想化的滤镜,大明初期的加上理想化眼镜的体制到底是个什么样?
只看底层的话,其实理想化的去看,就是试图搞乡村自治,由读书人等作为乡贤,教化百姓,重视乡约,遏制豪绅。
泰州学派在兜兜转转搞了一圈之后,伴随着李贽之死,剩余的人很快又重新转回了怀念之前体制的状态。
这种糅合了神秘主义试图将儒学宗教化的尝试,也正是围绕着“乡村自制、重视乡约、教化百姓”而展开的。也就是“各安生理,无作非为”,效《六谕》而更加的接地气。
如果只看乡约加乡村自治本身,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觉,好像这东西很好呀,很多东西放到以后也不过时。
随便拿本地的几条乡约看看,都很美好。
譬如婚嫁,乡约说:凡结婚姻两情相好,儿女相配,此诚百年缘分,聘娶礼不必较其厚薄,量力行之,尝见平日相好,后因计较财礼,反伤情义,女家需索者,固为可恶。男家力可为而悭吝鄙俗,尤为薄劣。若盛时结亲,或后一贫一富,男家力歉,女家颇过,即量力自备衣物以完儿女之债,倘两家力乏,不能成亲,其至厚亲友当相助之,无使有怨女旷夫,此亦厚道也。
意思很明确,反彩礼、反嫁妆,重在缘分,不要管聘娶礼的厚薄,量力而行就好。
再比如酒宴,乡约说:酒席先年尚简物薄情真,近来侈靡杯盘罗列,堆积满案,殊为可厌,今后每大会二人一席,常会四人一席,肴止五簋果止四碟五碟。止行蔬菜不拘倘有客相留,小坐出家中,见有者一菜一鱼,不嫌于薄,举杯相酢,无用巨觞,所谓客亦可来,主亦可办,且会可常继,而俗不淫湎也。
意思也很明确,反奢侈,反浪费。四人一桌,五个菜;小聚会的话,两人就一菜一鱼,用小杯喝。
还有诸如走亲戚不要拿太多的礼,见面称呼要尊重,要尊重老人,要家庭和睦……
基本上,都是围绕这一套东西来的。
看着都挺美好的。
但现实是,真正的问题一点没谈,“吴中之民,有田者十一、无田者十九”,避开经济问题,避开所有制问题,空谈一堆永恒的道德正义、礼仪风俗。
这奇幻程度,简直堪比日帝都九一八了、百姓都把税交到西历2000年了,然后试图以新生活运动和乡村自治建设来解决问题。
应该是,一贯以之、一脉相承。
乡约、乡贤、乡村、乡治,通过《六谕》和后续的六谕变种,试图维系乡村的稳定,教化百姓,最终内圣外王。
故而,对这些人,刘钰是不在意的。
他们是大顺皇权最喜欢的基层自干维稳员,闹腾不起来。
指望他们组织百姓,均分土地,暴力反抗,那还不如相信死后真有天堂呢。
江南地区闹腾的主角,要么是前朝的奴变那种奴隶或者矿工,要么是城市的手工业者。
前者是一无所有要砸碎一切;后者是生活集中稍微煽动一下就能像军队一样组织起来。
他已经把盐户内部进行了分化瓦解。
而更大的层面上,假装“公平”的票法改革,又把大盐引囤商和小盐商、运输销售商,进行了分化瓦解。
这些本地望族担心这件事引发贫民暴动,或者说担心由盐户问题,引发无地百姓或者佃农的反抗。
他们的心态,还是很容易把握的。
担心刘钰手段过于粗暴,到时候直接宣判,场商、豪绅、大族手里从盐户那里兼并来的草荡,契约有效。
然后盐户反抗,这几乎是必然的,因为这是一无所有的剥夺。盐户反抗,最终引发乡村无地百姓、失地百姓的反抗和暴动,渴求均田、均草荡,那就麻烦了。
但要说让他们放弃草荡,分给盐户,那他们肯定也不会同意。
故而才不断提醒刘钰,把军队调过来。
一旦苗头不对,立刻弹压,将火焰烧开之前就把火苗扑灭。
而且他们其实很害怕把百姓组织起来,尤其是把事情弄得越来越大,参与的百姓越来越多。
对于之前发生在县城的斗殴,这些豪绅大族情绪都很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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